在你读下去之前，我得先承认，今天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只是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它真正的余波，可能要在几个月、甚至几年后才会慢慢显现。

我在新加坡。九月十九日，是我老板离职的日子。他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。在我们这个行业，项目往往都跟着老板走，公司本身并不会“负责”一个员工的成长路径。简单点说，老板走了，也意味着公司随时可能让我走。

今天我们组里聚餐送别老板。虽说如今的同事关系大多情比纸薄，但偶尔遇到一个有人情味的老板，大家对他的离开还是难免有些不舍。与其说是为他的离去而伤感，不如说是为自己未来的走向而焦虑。那种无奈，就像好不容易找到一个“正常”的对象，却又被重新丢回凶险的约会市场。

聚餐之后我们去喝酒。几个其他小组的同事也来送别，他们问我感觉如何。我答：uncertain（不确定）。或许，这个词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当下处境的最好注解。

我今年三十一岁。毕业六年来，这是我换的第三份工作。前两次离职，也都不完全出于我的本意。

第一份工作是在纽约中城的一家律所。做的事情还算有趣，同事和老板也尊重人，愿意培养年轻人。只是不巧，半年后疫情爆发。每天飙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率，让远在国内的爸妈干着急，我看着他们的无力也很纠结。在哈德逊河旁的公寓里，我一边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救护车声，一边在电脑桌前读着遥远又抽象的反垄断法律文书。每天七点，全城的人会在自家阳台鼓掌，向医护致敬。这样的魔幻现实持续了一年半，直到我和当时的未婚夫踏上回国的飞机。那时我并不知道回国的决定会如何改变我的人生，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：以后刷到小红书上《定居海外的独生子女如何解决父母养老问题》这样的帖子，我可以像个旁观者一样看看，不必亲自体会其中的焦灼。

忘了哪本书里说过，年轻的时候要去五光十色又混沌的纽约。我去了。然后，那段日子在我的简历里化成了一行字——2019–2021, New York。

回国后，我迎来难得的暑假，一边和家人朋友相聚，一边找工作。或许是因为学历还算不错的缘故，两个月后，我进入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家律所。做的领域和之前完全不同，但老板说：“相信你可以学会，反正我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。” 刚加入时，一切看起来还不错：市场景气，有新东西学，团队也都是行业顶尖。半年后，疫情再次加剧，城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停摆。那几个月的心情起伏，不必赘述，每个人都能从记忆中唤出自己的版本。艰难的日子终究过去。2022年9月，一切仿佛恢复正常，我们在草坪上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。运气很好：宾客、乐队、司仪、场布，全员绿码，顺利到场。老公在婚礼誓词里说：“在世界的巨变中，你是我唯一确定的不变。” 半年后，当老板告诉我公司要大规模缩减上海办公室时，我脑海里浮现的正是这句话。是啊，人生里唯一可以确定的，就是不会有一尘不变。

有人说，回到故乡可能比想象中还要艰难。我回来了，然后那段日子也成了简历上的一行字——2021–2023, Shanghai。

被通知“缩减规模”后，我找了小半年的工作。最后，一家新加坡的律所接纳了我。在此之前，我从未到过新加坡，对它的印象只停留在模糊的地理位置和童年的小娘惹电视剧。最终我还是想：既然还没有孩子，不如再闯一闯。在这里，工作、食物、文化都带着东南亚的异域风情。我在新加坡国际化大都市的高效繁荣，与闷热潮湿、闲适缓慢的南洋气息之间，不断切换。我学会了听Singlish，爱上了吃叻沙，开始读马华文学。

有时，我会为自己在三十岁前就走过这么多地方而感到庆幸。我喜欢体验不同地方的文化、历史与鲜活的生活气息。我的教育背景给了我在世界各国随时切换的自由和可能性。但有时，我也会担忧：我何时才能真正扎根？我惊觉，自己的每一次迁徙，几乎都是因为别人改变了他们的选择，而我只能跟随。如果这种移居的“自由”仅仅是不断进入另一段雇佣关系，那它到底是一种赏赐，还是一种诅咒？

爷爷奶奶、父母那一代，从工作到退休，往往只在一个工厂或单位。那种一眼望到头的稳定感，居然成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艳羡的事。

今年我报了一个小说写作网课。大家对我的文字评价是：更像散文或非虚构，不太像小说。小说的关键是“故事”，而我每次动笔，总是陷入回忆，无法描写当下或未来。我的想象力如此贫瘠，只能叙述真切发生的亲身经历。我不知道这是否与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感有关，或者只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。我笔下的主人公，很少自己做选择，总是被动回应别人做出的选择。这样的主人公，还配做主角吗？

当下在狮城的这一篇，尚未完结。我不知道，在我的简历上，这一行最终会写到哪一年。